对“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

admin 2021-02-22 20:35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整体社会主义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重要观点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新产生的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在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还要不要持续快速地发展?怎样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结合改革发展的新实践、新问题,不断深化对“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弄清楚并解决好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把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种创新。“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新鲜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文化大”结束后,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时,经济落后,发展太慢,已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不能发展生产,而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在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当错误地把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凌驾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之上的时候,“宁要穷的社会主义”的论调似乎也就不再荒谬了。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整个社会还处于思想困惑状态的时候,他发出了贫穷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警告。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指出:我们太穷了,老实说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就是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把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的这段话并非一时的有感而发,而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长期思考得出的一种新认识,是他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夜第一次对社会主义作出的一个方面的一种新概括,也是他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一次新表述。

  第一,在当时还没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的背景下,第一次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解释为问题,并强调这是最大的。这个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理论上的一次拨乱反正。它为不久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发展观正是以这个观点为支撑点逐步完善的。三中全会过后,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不久,他进一步提出:“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以此为基础,先后提出和阐发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带领全党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是我们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理论根基。

  第二,第一次将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制度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新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标准,即怎样才是“够格”的社会主义作出的一种新解释。从这个观点出发,后来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在实践中也提出过具体要求,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长期低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水平。1980年,他在谈到80年代三件大事时就提出:“我们上和经济制度上比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 90年代,他更明确地要求:“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第三,发展速度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又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上的一个新论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社会主义靠什么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要靠我们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发展得好。这本来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惟一科学解释,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但是,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片面地将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当成了谁战胜谁的主要问题。结果,冷战结束后,我们落在了后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党内和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一股对社会主义不信任的情绪?归根到底,原因还是我们在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曾经一度处于下风。所以,反复强调:“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由此,郑重地提出了“五十年到七十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他多次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五十年到七十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等等。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经过50年到70年这样一个持续快速大发展阶段,到那时,社会主义才能够集聚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经济实力,才能够体现出社会制度上的优越性,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通过对关于发展速度问题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从来就不是就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谈发展速度的。他是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能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论述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句话,他是从的角度谈速度的,谈的是大道理。这一点,他自己说得非常明白。1984年,他在与中外经济学家谈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角度来谈。”

  从角度看经济问题,看发展速度问题,是高人一筹的伟大之处。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他提出的“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产生歧义了。有人说,的这个观点,反映出他晚年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情绪。其实不然。晚年确实非常关注国家的发展速度问题,经常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搞得快一些,要防止经济滑坡,要争取持续快速发展。然而,他是从角度,从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高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有责任经常提醒全党同志时刻牢记这个大道理、把握这个硬道理,一刻也不能放松经济建设。因此,我们也应该从大道理、硬道理的视角来正确理解的这个科学论断,不能将之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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