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学发展高端

admin 2020-03-26 11:33

  自2017年第5期起,本刊陆续推出了“本土化、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建设”专题的系列文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引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本期推出该专题最后一组文章,一方面从理论视角探讨话语多元主义如何在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霸权的同时允许我们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梳理中国社会学自建立以来服务于中国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性向度,指出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为社会学本土化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可能。

  2019年10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学发展高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主持,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与会学者紧扣主题,分析研判社会发展形势、明确社会学的重大研究问题、探讨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势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是与会学者集中讨论的首要问题。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聚焦后小康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她指出,第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国家和社会将要进入新的征程。自1980年代初同志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党的十二大报告将“小康目标”定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中国人民从“温饱小康”到“富裕小康”,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而后小康时代实际上要与“强起来”相关联。第二,中国党在近100年间已形成了关于社会建设的系统化思想,涵盖了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到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内容。小康社会的指标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完善,意味着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到注重社会全面发展,体现了党有关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思想不断提升的过程。目前中国社会学界有必要针对“后小康社会”的概念集体发声,在国家的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指引下,进一步明确“后”意味着什么以及社会学的科研需要聚焦哪些重要领域。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认为“后小康社会”概念中“后”的含义并不明确,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因此所谓的“后”是否存在,如何加以界定,还需要再讨论。就现实性和迫切性而言,我们要着力研究2020-2035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和要面对的问题。

  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指出,社会学的研究一定要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展开。现有的表述将中国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近100年的奋斗历史总结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谢立中教授认为,按照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美好生活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的社会要变得更美好,社会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好起来”。“好起来”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生活要好起来,生活质量要全面提升,美好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富起来”是量的增长,“好起来”是质的提升。第二个含义是社会关系要“好起来”。从世界各国来看,在从共同体向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人和人之间变得疏离,个人主义、个体化的趋势突显。人和人的关系好起来,意味着形成好的城乡关系、家庭关系、长幼关系、两性关系、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等。此外,还可以加上美好的国际关系或美好的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关系还要变得更美好。第三个含义是好的心理、好的精神世界。尽管我们还是要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是从社会学来讲,我们要讲知识、道德和审美等精神境界的提升,追求更高更好的精神境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好起来”是社会发展总的目标和趋势,概括起来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关系、美好的心灵,这是社会学要重点关注的。

  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指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一定要回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关于社会形势的判断,尽管“后小康社会”这个概念存在一定争议,但不无启发意义,在适当界定之后是可以使用的。从社会形势角度来看,“后小康社会”至少意味着两个转变。一是在社会形态的构建上,有一个从“富”到“仁”的转变。以前是一门子心思追求“富”,现在要更多地追求“仁”,即着力让社会关系更团结、更和谐。从富到仁的转变,在学科关系上就涉及一个从经济学向社会学调整的问题,也就是为了避免“为富不仁”、富与仁相背离的情况发生,必须在经济学之上进一步叠加社会学,充分发挥社会学在调适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团结方面的作用。二是在工作目标的确定上,有一个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以前我们高度重视硬实力,以为有了硬实力,软实力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看来,有了硬实力未必就有软实力。我国即将进入“后小康社会”,硬实力已有相当基础,“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无论是从国外还是从国内来看,软实力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也就是还有一个“挨骂”的问题尚待解决。这就需要讲好中国故事、阐扬中国道路,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话语能力和价值辐射能力。而在这方面,社会学有自己的优势,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研究员指出,应当对后小康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做好梳理。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有几个方面和之前明显不同。第一,从人口转型来看,中国已经从原来的劳动力人口供给增长阶段转变到现在的劳动力人口净减少阶段;从原来的生育意愿较高阶段转变到现在的生育意愿较低阶段;从原来以家庭为最小社会存在单元阶段转变到现在的逐步个体化存在阶段——晚婚与不婚成为时代的症候。第二,从社会转型来看,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近期去工业化趋势不得不加速——不得不在去工业化过程中提前迎接后工业化,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成熟以后才转变为后工业化截然不同,也与西方近二三百年发生的转型明显不同。中国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空中,在国际化、全球化过程中进行压缩式、赶超式转型。第三,基本矛盾的变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心理需求满足过程,这是普世性的,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时代这个矛盾都存在。这个矛盾的张力将持续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但需要确定的是:经济下行过程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经济上行过程并不必然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即幸福感的增长弹性低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不同的调查都说明,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就很难持续攀升。我们现在得回到常识来看待这些问题。社会风险也是一样,原来说形成橄榄型社会以后,会一揽子解决社会发展稳定问题,但这个判断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已经崩塌了。如果拉长社会学的历史来看,原来很多在短时期内形成的判断是靠不住的。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很多西方社会学家说“阶级已死”,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呼吁要找回“阶层的视角”。欧美与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的选举实践说明阶级“复活”了,这个复活的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投票行为会产生更为复杂的后现代影响,不仅唤醒了民粹主义,而且加剧了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社会转型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研究员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面临的最大发展难题是发展动力和城乡差距问题。他指出,我国的一个发展优势就是能够制定长期规划,一代接一代地去切实执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要制定新的规划,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恐怕很难再提十年翻番那样的目标。当然,我国会在2023-2025年的某个时间点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发展阶段,也就是人均GDP超过126万美元,但那并不意味着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离发达国家的门槛还有较大距离,我们今后可能需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让人均GDP翻一番,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水平。即便是那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最大的软肋还是城乡差距太大。如果农民不能普遍富裕起来,形不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乡村落后的面貌不能彻底改观,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但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高龄化的劳动群体,从事着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益都相对较低的农业,甚至还担负着粮食供给的使命,怎样让他们普遍富裕起来呢?这是学术界、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思考的问题。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讨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问题。他指出,一些学者认为现阶段的收入差别有慢慢缩小的趋势,但根据他个人的预测,差别其实有慢慢扩大的趋势。当前西方的中产阶级在消解,尤其是智能化新技术产生以后,高技能领域里高工资群的工资极高,但中间层消解掉了,剩下的是低端技能领域的劳动力,这之间的差别太大。中国在进入小康社会后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总体上收入是增长的,但分化在扩大。这个趋势背后体现了新二元结构。新技术带来分割,原有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中存在少量的编内、大量的编外,工厂里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差距很大,这三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二元结构。由此可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的趋势可能不是差距缩小,而是差距扩大,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蔡禾教授还认为中国的移民问题需要提前研究,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现在中国不仅是移民输出国,也已经变成输入国,不合法就业很多。随着国家地位的变化,外来劳工逐渐增多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一国际化的问题在高技术劳动和低端技能领域中都存在。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石英研究员认为,利用“小康社会”或“后小康社会”对社会现阶段最显著的特征进行概括似乎还没有抓住本质。媒体对当下的社会与时代也有很多表述,例如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智慧社会等,这类表述当然也未必抓住了本质,但是相对更能突显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他指出,数字信息技术已经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改变了当今时代的生产、生活、交往、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结构。社会学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一个“信息社会”和“智慧社会”。

  李培林研究员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研究问题。第一,社会学需明确自己的学科目标。第二,继续探索农村如何振兴的问题。第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辈社会学者都重视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但到今天还没能找到一条如何振兴发展乡村的好路子。如何使农民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名副其实地改变面貌,是值得社会学思考的问题。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来经常谈市场和政府这双重机制在改革中的作用,现在应当更多地运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个三维框架来研究社会治理问题。市场和政府方面都有系统化的理论,但“社会”方面涉及哪些人、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和市场、政府有什么区别,还没有在理论上说清楚。

  李友梅教授指出,围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议题,社会学要重点推出一批研究任务,比如:研究社会建设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支持;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型和新社会认同形成的条件;应对可能出现的新社会分化,研究如何引导社会预期、促进社会整合等重要议题。

  王思斌教授指出,乡村关系可以当作未来10年的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因为未来10-15年我国乡村振兴的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社会稳定和现代化进程。城市建设中也有乡村关系问题,如乡村的城镇化建设、农民工进城,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用合作发展的概念替代发展性因素和协同发展的解释。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指出,下一阶段社会学思考的问题应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是宏观的社会学理论领域,需要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接轨。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社会发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观点,主要集中在几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的目标,从原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当然经济仍是基础。怎么处理这两个中心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要注意形式主义问题和民粹主义倾向。二是习总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怎么处理好这两个的关系?美好生活要建构,但要防止浪漫主义、过度美好化。美好是个主观价值,如何把它科学化?另外,过度均衡和过度非均衡是可能出现的两个极端,过度非均衡即出现社会两极分化,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成为福利国家,实现过度均衡,这些矛盾又如何处理?三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强化了之后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如何具体化?这些问题都为我们的研究留出了很大的理论空间。第二是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为后小康问题定性,是否已经进入发达社会,如何从学术上规范界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问题,有待讨论与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社会主要问题会集中在城市化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变化和中产阶级崛起的问题、社会福利化问题、中国社会国际化问题以及社会老龄化等问题。这些2020年以后可能出现的新发展趋势都是社会学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第三是中国社会如果进入准发达社会或迈向发达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的重大社会矛盾、社会风险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未雨绸缪。下一阶段我们应该有意识地组织课题开展超前研究,发挥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功能,去关注、解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布局要与这些重大问题直接相关,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深化、建设社会学学科体系。

  石英研究员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信息化的发展如何影响社会,诸如职业的淘汰与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社会学似乎介入得较少。现在各个城市搞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智慧交通建设,很多都注重计算机专家的介入,而几乎没有社会学者的参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必须更多关注人工智能、智慧社会的发展,更多研究新的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正面的与负面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当前的与长远的、显现的与潜在的影响及后果。

  复旦大学刘欣教授认为,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应该关注更深层次的制度变迁问题。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涉及制度安排和秩序规范结构、社会关系结构、阶层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变化。社会学的研究在回应诸如城乡差距、劳资纠纷、收入差距、教育不平等、身份认同、个体化、中产焦虑、少子化等问题时,应该对其背后更深层的制度原因有洞察力。第二,制度——无论是正式规则还是非正式规范,都是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兼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是身份认同张力的根源,也可能是制度性规则规范变迁的先导。当代中国社会在文化价值、个体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显著变化,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新生代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身份认同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家庭、家族、社区、单位等因素,更具个体化的特征。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及蕴含其中的制度变迁力量,是值得关注的议题。第三,从社会关系结构来看,我们面对着传统关系——包括家庭、宗族、村落共同体的消解,面对着工业主义带来的劳资关系问题。工业主义和现代性转型使得企业体制成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主要载体,市场规则日益重要,城市社会成了陌生人的世界,治理体系日益依赖数据高科技而非面对面的人际沟通。在当前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出现。国家和市场力量削弱甚至消解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基础。我们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能感受到卡尔·波兰尼所说的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即脱嵌出社会并消解社会的经济力量和社会试图这种脱嵌并保护自己的力量。今天所看到的民粹主义、福利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都是植根于既有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力量对快速现代性转变,尤其是市场化转变的反向作用的表现,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无论是社会建设、社区营造的多主体参与,还是“一带一路”的倡导和响应,都能从中看到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学都有责任进行回应。

  学成伯清教授指出,学术确实需要回应一些热点问题。第一,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的不少结构性问题,基层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所以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市域社会治理是迎接城市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且我们现在也是以城市来引领区域的发展。从全球来看,城市间的竞争成为一个主旋律。社会学拥有丰富的城市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到市域社会治理中去。市域社会治理不仅是要消除矛盾纠纷及其他冲突现象,还涉及激发社会活力、挖掘社会潜力的问题,当然也涉及怎么样用现代理念来重塑区域社会秩序的问题。另外跟社会治理相关的一个概念,即“五位一体”中的社会文明建设问题,这本是一个社会学最该讲也最能讲的论题,但似乎鲜有高水准的学术探讨。第二,应当提出“结构正义”的概念,来呼应整体性社会治理。只有合乎正义的社会结构,方能支撑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社会学历来主要是致力于生产解释性知识,而对于规范性知识则相对漠视,这跟实证主义传统有关。但如果提供不了治理规则、规范方面的知识供给,如何能有话语权?社会结构的正义应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各种资源、利益以及负担分配上的实体正义,二是社会矛盾、纠纷、冲突解决上的程序正义。当年科尔曼谈“社会的理性重建”时特别强调社会学在制度设计上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结构正义原则提供制度设计的思路和对策,应是社会学未来的一个关注点。第三,要重视对“精神世界”的研究。目前的社会学视角偏重于利益、理性、系统,而对主观体验、价值取向、意义分配等精神世界的维度缺乏深入研究。社会学越来越专业化,但同时也越来越不能直指人心,难以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接受。因此社会学要多关注精神世界,这也是贯彻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其实这是由主观期待的代际差异导致的。年轻人关心自己是不是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很多行为在我们看来很任性,但这合乎他们的精神价值。所以,关注精神世界也是社会学在后小康社会面临的迫切现实任务。

  冯仕政教授指出,社会建设的任务是要实现两个良性循环。一是实现富裕人的良性循环。目前的一大困境就是为富不仁,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严重。如何实现先富带后富、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社会建设要解决的第一大任务。二是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良性循环。没有硬实力不会有软实力,但有了硬实力也不会自然就有软实力。为实现这一良性循环,社会学应和经济学携手,兼顾软硬实力,追求美美与共。

  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指出,当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发展及应用,要求社会学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我们过去通常把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领域。实际上,除了由制度改革推动的结构转型之外,当代社会的重大变迁越来越多地受到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理解中国的改革发展成就时,科学技术最初可能是一个慢变量,生产关系调整和制度改革扮演了更显著和更直接的重要角色。但随着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个快变量,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越来越显著。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表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抢占科技的制高点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战略意义。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其产业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制度组织和文化价值的相应调整,并引发各种各样新的社会问题。或如默顿所言,科学技术正在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来源。因此,对未来社会的思考研究,不论涉及哪些领域和问题,都应充分考虑科学技术产生的复杂社会影响。

  李友梅教授指出,当前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都需要考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可能需要的新研究能力。比如:第一,我们可以先从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等研究做起,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力求在未来引领社会预期。第二,基于实际需要来提高社会学想象力,在现有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基础上再次提出一个更完善的结构。第三,社会工作和社会应用联系比较紧,下一步怎么和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以及科学技术等学科相结合,需要在高水平上进行整体谋划。第四,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大,跨学科研究的任务越来越紧迫,社会学怎么进一步开放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扩大自己的心胸,怎样跟其他学科一起合作,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提供更有效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智力支持,需要高度重视。摆在社会学面前有许多新的课题,这些课题的破题,可能对社会学的进一步规划和顶层设计都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指出,习总提出加快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落实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上来。但是,三个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宽窄程度、实践着力点是不一样的,最核心的是学科体系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考虑怎么把学科发展好。从现实的学科发展状况来看,每个学科的自信程度、自觉程度都存在一定差别,比较起来,社会学的学科自信还缺一口气,跟一些传统学科或者现实中的热门学科相比,社会学的话语权、影响力,包括学科自身的基础都还比较弱。比方说,社会学一直定位在经世致用之学上,但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等重要的实践领域,这门学科的声音还比较弱,作用不够突出。今天的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学科之间对于话语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究竟哪些领域是社会学应该发声的。从学科重点来看,诸如国家治理、社区发展、乡村振兴、老龄化、社会文化塑造等现实的研究领域和实践问题,社会学有其独特的视角,有其独特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有其独特的学科价值,经济学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社会学者们是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的。关于社会学学科自身建设,马援从过去和未来两个维度提出建议。一是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应该特别关注社会学史的研究,包括社会学史资源的发掘、阐发和弘扬都要加强。目前对社会学的历史资源的发掘、整理不够,老前辈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社会学史的内容如果被发掘出来,是有启发意义的。二是社会学需要加强对重大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关注。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战略视野越来越宽阔。社会学研究更要多关注一些社会发展趋势走向的问题,未来学研究应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有生命力的分支学科,这也能体现出当今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社会学视角中的未来学研究要能够提出标识性概念、标识性理论,这对建立社会学学科的话语权、提升其影响力是有帮助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指出,我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果,费孝通教授当初提出的“五脏六腑”建设和发展目标已经超额完成,社会学不仅在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界立住了脚,而且在政府决策者心目中有了一席之地,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中,社会学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成就呢?这里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社会学顺应和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就提出社会学的“志在富民”思想,不论是对乡镇企业、小城镇、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还是对边疆地区、京九沿海发展的研究等,都契合了当时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要求,回应了广大民众发展致富的需要。所以,社会学在恢复和重建之初,很快就赢得了上自高层领导、下至普通老百姓的认可。随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培养社会学人才;各地社科院也组建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社会学实证和应用研究。社会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引进、期刊建设、社会参与、政策资政、田野调研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建时所未曾预料的进展和效果。但是,当下中国社会学面临的挑战则越来越多。第一,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学最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和学术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大量在使用的理论并非原创,更没有诞生自己的理论体系。第二,研究的延续性、积累性和系统性严重不足。“项目制”“课题制”削弱了社会学研究的延续性和积累性,研究者申请和完成课题大多只是为了职称评审、工作考核以及学术头衔,不关心学术成果的积累性;对过去研究成果及其贡献鲜有系统梳理分析,更无从上升为理论建设。第三,回应性愈显不足。不少研究者满足于所谓自身学科的规范研究,也不屑于对现实发展的回应和关照。第四,欠缺引领性。许多研究大多是在验证和搬用其他人的观点和概念,即使提出一些所谓的中程概念,也因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导致概念成了一种噱头,或者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而失去了强有力的解释力。因此,中国社会学下一步更需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炼,向着构筑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向努力,增强回应和引领能力,真正确立起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地位。

  学宋林飞教授指出,丰富和发展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有三个作用:一是促进中外学界的对话;二是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多做一些贡献;三是深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与推进中国现代化新的实践。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不仅要从社会学等学科的论著里寻找,也要从中国党与政府的重要文件、文献资料里寻找。宋林飞教授从四个方面讨论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探索与形成。第一,现代化动力。将中国现代化归类为“外源现代化”并不妥当,当年发达国家带给中国的是侵略、掠夺与严重的灾难。现代化是中国内生的要求,即我们要自强,而且中国没用采用欧美现代化模式,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外源型,而是“外压内发型”。第二,现代化的目标体系。1949年之前,文献里反复提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9年以后,又从“、文明”的目标发展到“富强、、文明、和谐、美丽”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第三,现代化的领域。中国现代化的重点领域是不断创新和拓展的,最早提出的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后来提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领域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与国防。党的以来,习总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这些拓展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第四,现代化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三个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初步现代化阶段,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基本现代化是中度现代化阶段,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的高度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高阶段。

  王思斌教授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清楚,新时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如果把这些方面讲清楚,就等于将社会学讲清楚了。第一,中国从落后状态走向现在的状态,能够给世界提供一些经验。当我们提中国特色社会学这个说法时,不能不顾社会学传统,要跟国际社会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第二,2020-2035年这个阶段的发展问题,矛盾说强调的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现在社会有很多矛盾,大家都愿意揭露矛盾,这是对的,但是揭露和分析矛盾怎么用到正面(社会建设)上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学可以从功能理论的视角出发进行深入挖掘,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民生问题、治理问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三个层次,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三,社会学的话语权需要建立在自身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社会学领域中,常常是大家各说各的,缺乏学术批判,也没有互相辩论,这是个问题。西方社会学也存在自说自话的现象,但最终有些说法还是得到共同承认的。中国的社会学有必要梳理一下,看大家的理论是相近还是不同,实际上中国社会学是有说法的,只是没有大家共同承认的说法。我们应该形成一些有较多共识的概念,用概念构成理论,从基层理论走到中层理论。我们应从中国理论和西方理论的结合点出发,既要提出自己的概念,也要认可相同的概念,否则就没有共同的话语权。

  蔡禾教授指出,第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是基础性出了问题。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历史、理论、方法是最重要的,学科建设在这三方面都应该有系统规划。目前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是先从方法开始,然后讨论理论,但史方面非常薄弱,尤其是思想史和社会史,思想史略有一点,社会史完全没有。社会学培养的学生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史不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目前的理论研究多是局限于教材式的梳理,没有深入到一个一个经典人物的历史研究。对历史和理论真的需要给出更多的空间,至少国家社科基金应有系统规划,支持分年代、分断代、分人物地去讨论。同时,社会学也需要跟进新的方法。社会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统计学意义上新的方法,而是需要花力气去跟进大数据分析等新的方法。总之,学科建设上史、论、方法这三块都得下功夫去做。第二,社会学怎么扩大影响,为国家做出贡献?社会学者需要静下心来,梳理社会领域中究竟哪些方面在理论发展上是学科性的、有空间的而且在国家发展政策上具有重要性,每年持续讨论这些问题。从学科话语地位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上看,社会学总要有几个相对稳定的每次必谈的问题,比如社会发展的趋势、未来中国社会的风险等。社会学者对这些问题要达成共识,持续稳定地去做,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发布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形成稳定的做法以后,国家每年的发展就要考虑这些重要问题。另外,社会学和别的学科有很多交叉,要梳理差异究竟何在。欲获得话语权,需要静下心来讨论这些问题。

  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指出,经过40年的发展,社会学的“三大体系”已经形成规模。一个学科的重建是否完成决定于它的自我批判、反思、调整、改造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应该说学科还不成熟。从近几年来看,社会学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对社会学学科内部体系进行了一次重要整合,打破了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还是社会学的局面,把它扩展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不过,学科内部关系调整需要完成的任务还非常多。第二,社会学界高度关注社会政策,是基于对社会学学生就业、学者与政府的关系、学科的应用性、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学科授权点建设和拓展等考虑而开展的工作。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学科自觉地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被列为高中必读书目,是社会学影响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使得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本领嵌入中学教学,未来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种子播撒进高中阶段。第四,社会学确实跟社会的关系有些疏远。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规范化取得了成绩,但与社会疏远了。社会学家在传媒上出镜率也不高。学科体系就如同一个交响乐队,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现阶段,社会学的声音在乐队里应该越来越大,社会学不是要替代其他学科,而是把自己应该发的声音发出来。

  谢立中教授指出,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上可以将社会学切成很多领域,另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是纵向上去协调学科领域的关系。从纵向看,社会学领域应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理论研究,可以分成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学史、西方社会思想史、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等,这些学科处于理论层面,是为其他层次提供基础服务的。第二,经验研究,包括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这些属于经验研究学科,对现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第三,政策研究,包括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属于第三个层次。这一层次以理论和经验两个层次的研究为基础去做对策研究,这就是智库的任务。第四,实务工作及其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要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联系,需要社会工作以理论、经验、政策三个层次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并将其落在实处。理论研究的成果需要通过经验研究作论证,经验研究要转化为政策,政策完成之后通过社会工作来落实,这四者有机连接起来,就构成社会学的主要层次。在人才培养方面,四个层次应该在本硕博三个阶段都完备起来。现在社会工作只有本科和硕士培养,没有博士培养,将来要完善起来。另外,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的划分,社会学类在法学门下。应该区分学科体系和学科管理体系,学科管理体系不应该变成学科体系。根据党的经济建设、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布局,应该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调整为经济学门、社会学门、政法门以及文化门类等,社会学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

  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指出,“三大体系”建设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思。一是怎样立足现实进行理论概括。社会学确实缺少一种反思性,虽然有一些学术讨论,但是不能深入。学科立足现实、面向经验是可贵的,但是仅有这个层面,和社会学建立之初的理论追求是不一样的。社会学不能止于经验事实,必须上升到理论概括,才能在学术之林中提升社会学的地位和影响。面对很多重大问题,社会学本来应当给出理论概括,但是有时慢于经济学或法学。二是学术反思与理论自觉。社会学的学术反思还存在一定薄弱之处。一个学科的学术反思应该不断地对自己的学术史、各种学术派别的利弊长短作出思考,开展一些理论上的清理、争论和相互批评。社会学过度看重对现实的描述、问题的讨论和对策研究,而在理论反思上却很薄弱。改革开放40年,我们究竟形成了哪些理论?我们的学术研究在学术链条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贡献究竟是什么?我们缺少这样的理论反思。三是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学术传承不讲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所理解、接受、借鉴和传承下来的西方社会学并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全部,从美国社会学继承来的是具有很强经验性和操作性的部分,对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方社会学也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学,景天魁先生的研究是有重要贡献的,一般把中国社会学的源头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留学生在中国开展的研究,这是学科的自我狭隘、自我限制,甚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不能被看作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的源头。景天魁先生把中国社会学追溯到先秦的荀子群学,不仅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是学术视野和理论的重大创新。没有理论上的勇气,难以作出这样一种开拓性研究。从学理上来看,需要对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三大传统进行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话语系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到今天已经同西方的各种流派和传统发生了交融,很多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与我们有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我们建立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可忽视的。学术、话语是通过概念、理论表现出来的,如果面对现实中发现的新问题仅仅是描述和讨论,不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就想说是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创新,是不符合实际的,最终可能流于形式。

  华中科技大学雷洪教授指出,“三大体系”本身是讲学科建设和发展,换个角度可以讲我们现在缺什么。第一,我们缺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社会当前和以后的重大问题,社会学研究在很多方面是缺位的。那么,能不能考虑每年中国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设置两三个主论坛,对两三个重要的主题进行讨论,同年的下半年再举办一次,研究重大问题。第二,我们的研究成果欠缺有依据、有操作性、有可行性的结论,也欠缺听得懂、做得到的结论。如果没有听得懂、做得到的结论,政府对社会学不认可,老百姓也不认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否通过研讨会分析民生问题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得出一些能够听得懂、做得到的结论。第三,我们欠缺真正的学科之间的互动。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很单一,大家忙于展示,讲完了走人,沟通和相互讨论不够,对学科的贡献不大,可以改一改风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景天魁研究员指出,讨论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回避不了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因为讨论学科体系的目的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存在于中国传统学术和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之中。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不仅要有现实基础,还要有历史基础。这其实是自西方社会学传入以来,中国社会学120年来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中西关系基础,也有古今关系基础。离开古今关系去单纯地研究中西关系,就只能是接受和运用西方社会学,不管主观意愿如何,都难免走向西方化。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难以争得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甚至就连接轨也难以实现,因为接轨的前提是自己首先要有轨。我们是否有一个可以与西方社会学对接的轨呢?严复告诉我们是有的,那就是荀子群学,所以他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成《群学肄言》。现在我们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要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本来有没有社会学的问题就必须讨论了。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20世纪30年代就说社会学的老祖是荀子。我们作为中国学术的传人,对此不能没有研究和讨论,有必要从三方面着力。第一,鼓励和支持关于包括中国社会学源流问题在内的学科体系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不是要争谁对谁错,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不能让这个120年来未经讨论就承认中国本无社会学的旧案无休止地搁置下去,继续贻误后代学人。第二,不急于下结论。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已经存在了120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要宽容各种见解,展开理性的讨论。第三,加强人才培养。多培养一些中国社会学史方面的人才,这是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未来中国社会学史领域也会出现一大批研究荀子、董仲舒、柳宗元、王夫之、顾炎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以及《礼记》《春秋繁露》《颜氏家训》《日知录》《大同书》《新民说》等著作的专家,到那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必将呈现蔚为壮观的新局面。

  石英研究员指出,建构“三大体系”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发展尤其重要,因为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相比其他学科来讲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学内部尽管也有很多学派间的争论,但对于其基本原理,所有的经济学者都是有共识的。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什么是社会?我们对人性的判断是什么?我们对社会、对人、对社会运行的基本判断似乎还没有统一起来。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写过一本《社会学原理》,现在出了这么多社会学的书,但对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到底是什么,社会学界似乎仍然没有共识。应该加强社会学基本原理研究,“三大体系”中很重要的学术体系建设应该是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的重中之重应当是最基本的、作为出发点的社会学原理。

  刘欣教授指出,第一,离开学术创新谈线年孔德正式提出“社会学”一词,到1920年韦伯去世留下《经济与社会》手稿,经历了大约80年的时间。80年间,社会学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历程,正式成为一门学科;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三位学科奠基人,建立了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体系,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的方传统,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我们的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了,既不是白手起家,也没有另起炉灶。与经典社会学家创建社会学时一样,我们过去40年间所经历的也是一个快速现代性转变的时代,但我们在原创性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和研究方法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什么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相对于这个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而言,做得还远远不够,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困境?是否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敢于求实求真?第二,人才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强调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认识,既要有严谨的概念、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理论命题体系,同时这些认识又要经得起来自对现实及其内在意义关联性的观察和理解的评判。对这种学科化的知识体系的话语权,我们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固然重要,但也要意识到,话语权是根据学者对学科知识的原创性贡献来评判的。因此,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有一批能够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站在世界文明的层次,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来理论化本土经验、对社会学知识创新做出贡献的人才。第三,学风浮躁是亟待克服的问题。受功利浮躁大环境、注重学术GDP考评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学界追求发表短平快的现象比较突出,功利性目的比较明显。为绩效、晋升而发表者多;十年一剑、回应重大问题者少。一些学者对短时间内就能掌握的方法技术趋之若鹜,而对面壁十年潜心阅读才可能驾驭的理论则束之高阁。前沿方法固然重要,但不能只是跟学方法,在方法创新方面也应大有作为。方法应为理论创新所用。总之,“三大体系”建设,需要学术创新,需要训练有素、勇于直面现实追求真理的人才队伍,需要十年一剑的扎实学风。

  成伯清教授指出,“三大体系”中,学术体系是根本,学科体系是依托,话语体系是表现。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来搞学科布局,热衷于学科评估以及争夺话语权,以为抢到话语权就能搞定一切。话语权无非是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给你机会发言了,你要说什么?你制定的规则,别人是否接受?关键还得靠站得住的学术。真正的学术成果是其他活动的前提,其他活动都应以促进真正的学术发展为圭臬。如果没有学术支撑,其他都谈不上。

  冯仕政教授指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从学理、组织、行动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从学理来讲,某种程度上社会学还是一个无根的学科,往往是当前有什么社会需要,我们就应景地提点概念、做点课题。我们从何处来、在何方、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没有理清,社会学常常是在循环、重复,应该好好梳理一下,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学既有的概念、理论、思想、历史、方法要好好积累,要在历史基础上往前进,既不脱离历史也不原地徘徊。第二,从组织来讲,“三大体系”必须落实到组织体系上,没有人和机构什么也做不了。社会学的队伍小、任务多。现在像样的学校都有经济系,但大部分学校都没有社会学,社会学机构需要发展和繁荣。第三,从行动来讲,社会学要加强社会建设,切实配合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做些实际的事情,比如社区建设、社区规划等。总之,有两个“三位一体”需要加强,一是“研究—教育—行动”三位一体,二是“学科—职业—决策”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把这两个“三位一体”运转起来,社会学学科才能发展得好。

  张翼研究员指出,“三大体系”建设最主要的还是学科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依靠国家的实力,学科体系的建设是我们能认识到、能把握住的课题。第一,理论社会学建设不足,研究者和理论成果还是太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原来苏国勋老师对韦伯的研究指出了韦伯对中国的误读,指出了韦伯话语中很多有趣的地方以及很难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地方。他敢于回应,形成了与西方的理论对话。但现在学习与机械使用的多,创新的地方少。应该看到,理论社会学建设是最终能否回答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程度的标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进步,即使天天调研、天天进社区,写出很多形而下的东西,忽视形而上的建构,也很难形成话语体系。第二,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治理理论与治理技术。社会学要抓住这些机遇。第一个机遇发生在“和谐社会”的建构时期,那时就说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了,但结果社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拓展,社会学在做大做强上却没有抓好机会。第二个机遇是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这也给社会学创造了客观机遇,但社会学遇到了其他学科的挑战,不但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且出现了公共管理学的入侵。当然,学科的融合也加强了多学科同时做某方面研究的趋势,但社会学还需要努力开发,还需要走出去,尤其是需要将理论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形成社会改造的力量。第三次机遇是现在的机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社会学的重点是抓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机遇,努力建构社会学成果。实践的建构为理论的建构创造了机遇与条件,理论的建构需要为实践的突破找到增长点。将社会学研究跟国家治理体系、跟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相结合,把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写到国家的制度文本,是社会学发力崛起的重要途径。我们肯定不能完全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更不能将传统治理之术不加扬弃地使用在现代社会。只有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思辨过程中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学,才能为社会学找到生长的沃土。这就需要我们既回应现实,也提炼理论,完善学科建设,开发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建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方式,形成我们自己的定理与理论,写出中国的社会学原理。只有在原理上取得重大进步,才能得到认可。所以,“三大体系”建设对社会学学科的构建也是一个机会,希望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促进发展。

  赵万里教授指出,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涉及社会学学科的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将社会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统一起来。第一,要前瞻性思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是个什么状态,对社会学有什么需求。如何把握下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叫后小康社会还是什么社会,可以作开放性的讨论,可以有多样性的表述。但无论如何,社会学对未来社会要有一个基本想象、一个定性。第二,过去40年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在专业化和规范化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在科学发展日益综合化、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成为总体趋势的新形势下,怎么把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跨学科研究结合起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教育部目前正在推动新文科建设、新工科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推动大跨度的文理交叉研究,不是过去小的相邻交叉,而是大跨度的交叉。诸如健康医疗、环境生态、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在积极推动与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合作。这既是社会学从其他学科中吸取新方法、新思想、新议题的机会,也是社会学在新时代重大战略发展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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